杨老汉让老伴推他到窗口。清晨明晃晃的阳光无所顾忌地照耀着。杨老汉望向楼道里杨中奔跑着逐渐变小的背影，直至他那被阳光拉长的影子也消失不见。杨老汉回过头，看向破烂的堆满瓶瓶罐罐的房屋，视线停留在床尾挂着的绿色挎包上。他咧嘴一笑，脸上的皱纹根根分明地弯出一道道沟壑，浑浊的眼神透过绿色挎包，他看到了年轻的自己，正挎着包奔跑在田野上，和杨中的背影重合在了一起。

那时杨老汉还不叫杨老汉，叫杨军。十里八乡的村民，远远看到那个绿色的身影，就会兴奋地挥舞着双手，大声喊道：“杨军来啦！杨军来啦！”很快，杨军身边便围了一圈两圈人，有问他要信的，也有让他寄信的。杨军知道挎包里都有谁的信，在出发前已经清点了好几遍，并且按照要走的路线一一排列好——这是他的父亲杨大年教给他的。那年，他十五岁。

十五岁的杨军，正在地里给刚下针的花生苗拔草，虎子跑过来站在远处的田埂大喊：“军哥，你爸回来啦！”杨军初始不信，以为虎子唬他呢。父亲杨大年三年前就跟附近村子里的年轻人组队北上了，只两年前寄回家一封信，便再无音信。母亲王英常常偷偷抹泪，杨军虽不太聪明，也不愚笨，明了父亲大概是回不来了，他要像父亲一样撑起这个家。虎子见杨军迟迟不动身，挥舞着手臂继续高喊：“真的回来啦！要你马上家去！”杨军呼地起身，赤着脚往家跑，越过虎子，把他远远甩在了身后。

到院门口，杨军停了下来，看到在正屋中央站得笔直的身影，唤了一声“爸”，奔了过去，到底没像小时候那样扑到杨大年怀里，杨军觉得自己已经是个能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。杨大年转过身，用仅剩的左眼上下打量着杨军，看着已经快跟他一样高的儿子，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。杨军心里却一阵惊颤。在他心中英俊伟岸的父亲，已完全变了样——脸上一条从左额延伸到右耳的伤痕，空空的右眼眶狰狞地凹陷着。杨军用颤抖的声音又唤了一声“爸”，扑过去抱住了杨大年，眼泪大颗大颗掉下来。

母亲王英红着眼眶从里屋出来，显然刚刚哭过，端着一大碗冒着热气的面疙瘩，唤道：“来吃饭了。”杨军放开杨大年，用手背抹抹眼，进屋端碗。

饭后，杨大年拎起屋角的大背包，叫过来杨军说：“跟上。”杨军抢过大背包，背上就往屋外走。王英叫住杨军：“回来，把鞋穿上！”杨军头也不回，答道：“不碍事。”杨大年回身，低头看着杨军那双黑黝黝的粗粝的大脚，说：“穿上鞋，要走很远。”杨军大步越过杨大年，声音远远地传来：“那更不能穿了，废鞋。”

杨大年接过王英递过来的鞋子和水壶，揣在怀里，挥挥手，出了院门。

杨军等在村口的三岔路。他很好奇这个沉甸甸的大背包里都装着些什么。这是父亲唯一带回来的东西，却放在那一直不打开，还要带上它走很远的路。他们要去哪？要把包交给谁？这些年父亲经历了什么？他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一连串的问题萦绕在杨军心里，他等着父亲在这段要走的长长的路上一一给他解答。

杨大年见到等着的杨军，走过去，从兜里掏出烟盒，拿出一支点上，望着前方向远处延伸的三条路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在郑重嘱托，说道：“今天走的路，去的人家，你要记好了。”杨军点点头“嗯”了一声作为回应。抽完烟，杨大年走上最右边的路，杨军紧跟在杨大年身后。他们穿过田野的小径，走向群山，再翻山越岭，走向更广阔也更杳无人烟的天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