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中国人的精神史贡献了“陶侃留客”、“陶侃运甓”、“陶侃惜时”、“陶侃惜谷”四个经典典故的陶侃，不是湖南人，却对湖南有着深远影响。他的事业在此，从武冈县令起步，兢兢业业，一步步做到晋军总司令。他的灵魂在此，生前因功被封为长沙郡公，死后尊其愿葬在长沙城南。他坚韧有恒、苦干不怠的作风，实为经世致用之湖湘精神的源流之一。他在政治、军事、文化诸多领域所留下的宝贵遗产，沉淀为湖南文化的重要养分。他惜时和惜谷的故事，更是形象地阐释了耕读传湘的意蕴。

陶侃的惜阴不辍、自强不息，成为历代湖湘士子奋厉而行的精神风帆，也被他的杰出后代陶澍所深刻领悟并奋袂而扬。陶澍7岁从父游学于岳麓书院，家虽贫，其父嗜学如命，读书至半夜，寒气浸骨，绕桌走读。陶澍也上承先祖之志，近濡乃父之风，发奋苦读，勇敢任事，终启于乡野，成为一代巨擘，引领晚清湖南人才的蔚起，呼唤湖南时代的蓬勃而至。当陶渊明也从江西来到湖南，慕先祖，吊先贤，惬意挥毫，不经意间，给辛勤地耕读的士子们提供了一处永久的心灵慰藉之所——桃花源。所谓耕读传家，陶氏一族，从江西到湖南，从东晋到晚清，转徙千里，薪火千年，从社会的最底层，到系国家安危，引千秋谒拜，有比这更成功的吗？

湖南人勤于耕读、亟亟以传的并不是富贵，更不是利禄，而是治国平天下的理想，济世救民的追求，立命立功的屹立，立德立言的飞翔。茶陵刘三吾七十三岁“以文学入朝”，“为人慷慨，不设城府”，坦坦立于朝堂之上，“至临大节，迄乎不可夺”。在立皇储这样关乎国家前途的大事上，他诤诤直谏，不惜“忤旨”而降职；在“南北榜”这样关乎民族未来的大案中，他拒绝迎合帝意，不惧发配戌边。衡阳彭玉麟，古稀之年，支离病体，赴粤督师。国家有难，他慷慨道“臣一息尚存，断不敢因病推诿，遵即力疾遄征，以身报国，毕臣素志。”功成之后，他坦坦言：“臣之从戎，志在灭贼，贼已灭而不归，近于贪位。”湘阴左宗棠以六十九岁高龄，带病之躯，抬棺出征，历五年艰辛，收复新疆全境。临终前，依然为中法战争中未能“大伸挞伐，张我国威，怀恨平生，不能瞑目！”

湖南之士子，居则闭门自守，心忧天下；达则赴国家之急，纾百姓之难，不以权势为瞻，不以利益为趋；退则随时放下，随处可去，随遇而安。因为他们头顶有个“理想国”，心中有处“桃花源”。

“不要官、不要钱、不要命”的彭玉麟，是湖南读书人中最圣洁的梅花。他“数十年间，未尝营一瓦之覆，一亩之殖；受伤积劳，未尝请一日之假；终年于风涛矢石之中，未尝移居岸上，以求一日之安”。那“池圃足高卧，图书供古欢”的斋居，便是他的桃花源。

“发上等愿，结中等缘，享下等福”的左宗棠，是“500年来对中国贡献最大的人”。他有足够的本事自负，也有足够的功劳自夸，但他提醒自己“慎交游，勤耕读；笃根本，去浮华”。他奉劝朋友“精明不如厚道，计较不如坦诚，强势不如和善”。他告诫后代“读书非为科名计……家世寒素，科名不过乡举，生产不及一顷；故弟子多朴拙之风，少华靡佻达之习。世泽之乃以稍存者也”。那“负郭无田，几亩荒园都种竹；传家有宝，数间茅屋半藏书”的柳庄，便是他的桃花源。

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曾国藩，是湖南读书人的最高楷模。然而，当他“一句不通，不看下句；今日不通，明日再读，今年不精，明年再读”地读完经史子集，卓然成为大家，却依然黎明即起，“看、读、写、作，四者每日不可缺一”。当他“坚其志，苦其心，劳其力”地一路走来，最终攀上人生高峰，给夫人写信依然说的是：“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，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，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，则福泽悠久，余心大慰矣。”当他扎硬寨，打死仗，屡败屡战，坚忍有恒，终于位极人臣，他深情俯看的依然是大地上的劳动者：“若农夫织妇，终岁勤动，以成数石之粟，数尺之布；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，不营一业，而食必珍羞，衣必锦绣，酣豢高眠，一呼百诺，此天下最不平之事，鬼神所不许也，其能久乎？”那内富藏书，外可种菜、养鱼的荷叶塘，便是他的桃花源。

从三国时蜀汉丞相蒋琬，到东晋第一才子罗含；从晋代车胤囊萤苦读，到唐代刘蜕“破天荒”；从北宋周敦颐荷立道县，到明末王夫之雁翔衡阳；从晚晴曾国藩文举湘乡，到近代毛泽东诗震华夏；湖南的读书人，一直耕耘于先祖神龙、蚩尤开辟的这片桑田，啜饮着先帝虞舜、大禹开源的这泓清泉，传承着先贤善卷、伏胜开拓的这道文脉，激扬着先哲屈原、贾宜开启的这股血脉，任它时光荏苒，我自潇湘水云！

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可轻视呢——离开津市时，我再次在心里喃喃而语——每一个地方都是成千上万年的容器呢，沉淀着多少历史的风云，装载着多少人间的悲欢。